本期嘉宾：吴胜男律师（Shentong Law Corp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；加州出庭律师，Bar #354522）

嘉宾背景：中国执业12年，曾任上海申同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；31岁赴美，波士顿留学后考取加州律师执照；2026年在洛杉矶创办 Shentong Law Corp，与美国合伙人 Ted Wells 主做商业诉讼与劳动争议，深耕国际物流、货运代理与跨境供应链领域

关键词：洛杉矶华人诉讼律师；中国企业出海美国；货物被美国海关扣留（CBP扣货）；国际物流纠纷；海外仓；华人股东纠纷；加州劳动用工（wage and hour、misclassification）；不应诉与缺席判决（default judgment）；证据开示（discovery）；按小时计费与信托账户

实录说明：依据音频转写初稿整理；口语表达已适度书面化，观点与表述以嘉宾原意为准

本文摘要：本期《法言法语|法律人的假面舞会》对话常驻洛杉矶的华人诉讼律师吴胜男。她在中国执业12年、担任上海申同律所管委会主任后，31岁赴美从零开始：法庭旁听三周遇到第一位师父，一年出庭40多次、起草20多种动议，如今在洛杉矶经营自己的律所 Shentong Law Corp。本期系统梳理中国企业赴美经营的五类高发纠纷——货物被美国海关（CBP）扣留（先分清六种“扣”：查验、CBP Form 28、CBP Form 29、扣留6051D、其他机构hold、UFLPA扣留，各自的回复期限与处理路径完全不同）、国际物流与海外仓纠纷、华人股东合伙纠纷、加州劳动用工（员工分类错误misclassification是高频踩坑点）、以及被起诉后的应诉应对（最错误的第一反应是不应诉，会直接导致缺席判决default judgment与账户冻结）；并讲解请美国律师前的三个常识——按小时计费与保证金制度、证据开示（discovery）为何最烧钱、案源费（referral fee）必须向客户书面披露；以及她总结的十二字打法：美国专业、中国效率、申同温度。

一、开场：一位洛杉矶华人诉讼律师的一天（00:01:00）

开场白与嘉宾介绍（00:01:00）

深海：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法言法语，这里是法律人的假面舞会，我是深海。今天的嘉宾是吴胜男律师。她在中国执业十多年后去美国从零开始，现在在洛杉矶经营自己的律所 Shentong Law Corp，是一名在加州执业的诉讼律师。国际物流纠纷、货物被美国海关扣留、股东纠纷、中国企业在加州的劳动用工问题——这些中国企业和出海人最头疼的法律事务，正是她的主战场。

创业初期的日常：案子加管理（00:01:39）

吴律师：我是三个月前开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，所以这个阶段忙碌比较多的是新律所成立之后接的案子，以及律所一些管理的事务。平时比较传统的一天：只要没有开庭，我都会在律师事务所，早上九点开始处理邮件，看哪些是紧急的，逐项回复、安排工作，把客户当下需要交付的东西确认好。昨天是9月的最后一天，今天上午我们还把账单发给了客户——因为律所刚成立，只有我们两个合伙人，还没有专门的律师助理和财务，账单也是我们自己发。基本上就是一个创业初期又忙业务又忙管理的状态。

吴律师：我每周三在家远程办公。昨天下午我去拜访了三波客户，他们全部都在做国际物流货代——这个领域在洛杉矶通常集中在几个固定的区域，所以一趟就能走完，晚上回去继续做案子。

与美国合伙人 Ted Wells：模拟法庭上结论完全相反的两位陪审员（00:03:07）

深海：你说的那位老外合伙人，就是头发特别长的那位吗？

吴律师：对，Ted Wells。他有蛮丰富的诉讼经验，他的加入带给我在美国创业新的信心。我们是在他之前的律所组织的一场模拟法庭（mock trial）上认识的——我们两个都是模拟陪审团的成员。在美国大部分案子不是法官决定的，是陪审团来定。12个陪审员里面，我和他应该是最先得出结论的，最后我俩的结论完全相反：他支持被告，我支持原告。我那时候觉得，人跟人的认知竟然可以差距到那么大。从那时候认识了，后来两家律所开始做共同代理（co-counsel）的合作，在合作过程中他自己考虑新的平台安排，就加入了申同——加上申同总部背后大的华人客户群体的支持，比较符合他后面的职业规划。

深海：陪审团不都是找一群非法学领域的人吗？律师也能当陪审员？

吴律师：那是一场模拟法庭，叫 mock jury trial。您说得对，一般法律人也可以做陪审员——在美国，每个人作为公民或居民都可以被选。但真到选陪审员的时候，就像玩狼人杀，你觉得这个人很会玩，你就想把他投出去：当律师成为候选人时，通常会被某一方的律师排除掉，因为担心他形成观点后影响其他陪审员——大家对于权威会有本能的服从。所以基本上律师很难进去，也算是“去掉一个最高分、一个最低分，把中间的留下”。

深海：陪审团真的是在用另外一种逻辑：法律精英化走得很远的时候，最后最重大的结果，竟然是由一群没有法律培训的老百姓，在法庭上听到的东西来决定的。

二、为什么去美国：客户先“出海”了（00:06:00）

“我一直都不觉得自己是老外”（00:06:00）

深海：您一直说跟那位老外律师合作，但在美国您才是老外。当时决定去美国当一个“老外律师”，是什么样的契机？

吴律师：我一直都不觉得自己是老外，我就觉得这个国家很欢迎我，我就来了。欢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：第一，我在留学的时候很幸运地考过了加州的律师执照——有了这个执照，在一个新的国家做律师才有了可能性，这是基本门槛；第二，工作必须要有工作签证，我正好拿到了，也非常幸运；第三，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有“出走体质”的人，在一个地方待久了，总要去外面看一下。在国内做了12年律师之后，我会更想看：有哪些经验可以复制，哪些是新的探索。换一个国家、新的法律体系去做一些摸索——我选择了对我们来说最难、但我最感兴趣的诉讼领域，一点点去克服，还在这个路上走着。

深海：您描述的是内因。外因呢？是不是客户经常需要中美贸易的法律服务，才萌生了去美国做律师的念头？

吴律师：对对对，这个才是最核心的原因。我原来在国内做非常多涉外业务——美国企业在中国发生的纠纷、仲裁、诉讼。后来有两个变化：一是这类业务量有所减少；二是我们国内服务的客户已经出来了，到了不同的国家，尤其是我自己非常看重的北美市场。这些客户非常需要有华人背景的、能了解他们需求、并且在这边能真正独立操作业务的律师。我自己确实是很具体地跟着至少三五个非常紧密的客户一起过来的。

31岁留学：家人的反应（00:09:21）

深海：就说去留学这件事，家人第一时间是支持吗？

吴律师：很真实地说，家人第一反应尤其是我爸爸妈妈——他们觉得我出国的时候已经31岁了，“大龄女青年”，更希望我有个伴儿，在国内事业也都不错了，结婚生子成家。但我那时候是真的觉得到了一个阶段，要好好出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，所以非常坚定。爸妈的建议归建议，他们一直非常尊重我在重要事情上的选择——“管不了了，随她去吧”。主要也是经济上自主了，这很不一样。

深海：我大学时学过法律英语，也想到国外长长见识，但那时候没有钱把自己送出去。工作了十多年之后，当你有能力的时候如果还有意愿，一定要赶紧出去——就怕你其实可以出来看看，但内心没有那个想法和热情了。不过说实话，中国法学生去美国读LLM或JD代价高昂，我看到很多人毕业之后做留学中介，就算做律师也没做太多涉外业务，选择留在美国做中美贸易法律服务的并不多。您能走到今天，肯定有更深层的原因。

华人律师在美国的三条常见路径（00:10:54）

吴律师：您讲的是国内涉外法律人一个很真实的现状。出来读LLM的比较多，JD并不太多——JD是三年、偏美国本土学生的项目。这几年大家出来之后想真正留下，除了考过加州bar，还需要一个能在这边工作的身份。而现在美国移民政策非常收紧，通过H1B等工作签证留下来非常难实现，极少数特别优秀、有人愿意sponsor的才能留下。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是：有了律师证，加州允许你执业、可以practice law，但没有工作签，移民局不允许你赚美金。

吴律师：所以很多华人律师过来后第一类会做移民业务——不需要上庭，商业技术移民收费固定、文件工作量大但可团队化操作，属于“下沉式”业务，竞争也比较激烈。第二类做资本市场、交易（transaction）类业务——国内客户来美国设厂、投资、IPO出法律意见书，也不需要跟这边的法官打交道、上第一线的庭。这两类都不需要真正的诉讼对抗。

吴律师：我的性格本来就在国内做跨境争议解决。我们的法律体系培训里，没有特别多对抗制的训练。我有个朋友做专家证人，他说中国律师在国际仲裁里做交叉询问（cross examination），不会问得特别犀利，老外律师会把他逼到角落里，让他觉得非常煎熬——不同的法律体系下，做诉讼的风格完全不一样。正因为有这个门槛、这个过程漫长，国内律所设在海外分支机构的不少，但真正做诉讼的不多，真正能帮出海客户上庭的律师不多。我想成为这个人。去年我在美国律所工作上了40多个庭，现在又跟美国合伙人继续做诉讼的案子，我非常有信心在这个领域越来越有底气。

三、从零开始：旁听三周与第一位师父（00:15:49）

第一个坎：找不到传统美国律所的工作（00:15:49）

深海：能分享一些过去遇到的难坎，以及怎么过去的吗？

吴律师：我似乎是会不断遇到有压力的瞬间，但很大的困难倒不太觉得。最开始最重要的一个坎是语言关，尤其是诉讼——但我看到这边开Uber的华人同胞，人家原来也不是英语母语，没有人被语言难倒，我们作为学习能力更强的人也不需要担心。真正的第一个困难是：我找不到传统美国律所愿意雇我做初级律师的工作。原因有几个：第一，我没有在美国读过法学院，没有经过JD和整套法学体系的培训；第二，我在国内是规模不小的律所的管委会主任，别人招我过去做雇员，身份上有冲突，待遇和安排上也难考量；第三，我的优势是对国内客户更了解，但在这边完全是从零开始的新手。当时能找到的机会多是华人背景的律所说“胜男，我们跟你合作，你做市场，我们做业务”——而不是手把手带我上庭。所以那阵子我连简历都没敢投。

法庭旁听三周：遇到第一位师父（00:17:38）

吴律师：遇到困难不能停留在困难这个阶段。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先不浪费时间，就去住家附近的法庭旁听。美国的法庭旁听全部公开，不需要证件，更不需要说我是律师——安检主要查你有没有带枪。我问保安哪里有陪审团的大庭审，他告诉我三楼四楼，我就去，连续听了三周，直到遇到我在美国的第一个师父，拿到了第一份工作。他跟我讲：“胜男，会有很多人像你一样，没有在美国读过法学院、没有传统的培养路径，但只有你，只有看到你在这里旁听，我愿意给你这样一个工作机会。你很像年轻时候的我，做的一样的事情。”所以我自己的经验是：遇到困难先别慌，先不浪费时间，继续做，机会就会出现。

深海：如果三周之后没有遇到这位师父呢？

吴律师：可能发生。那我说过我的备选方案：我可能去读个法学院，让这位法官给我写推荐信——我就是从他的法庭里成长起来的；或者我继续旁听，听一年，从他的法庭里建立不一样的链接。我可以说我的实务经验没有师父带，但法庭里的每个律师都是我的师父。

jury instruction：在中国做律师太轻松了（00:19:09）

吴律师：打开这扇门之后，真正的困难才变得更具体。第二个难事是文书起草——非常具体的实操。我不知道陪审团在开庭之前，需要律师准备好陪审团指令（jury instruction）和裁决表（jury verdict form）：陪审团做决定之前，你要给他一份“说明书”，告诉他法律是怎么规定的、什么叫证明标准、要听哪些规则——把这些东西像立法一样写好。我那时候觉得，在美国做律师的工作量真的超级大，在中国做律师太轻松了。写起来非常吃力，就去找模板、去请教、去查法条，慢慢学。

拿到假扣押之后，客户仍然想要“一位美国律师”（00:19:52）

吴律师：操作层面之外，更大的困难是客户某种程度的不信任。有一个诉讼案子，带教老师很认可我，案子由我主办，我顺利帮客户拿到了TRO（临时限制令），后面还拿到了假扣押令（writ of attachment）——类似国内的财产保全，但在美国拿到是非常难的：在国内，有担保、有保函，法院审核后出保全裁定就可以冻结账户、查封房子；这边的标准非常高，几乎要证明案子稳赢才可能给，法院不倾向于用这种令状去扰乱别人的经济。即便如此，客户还是跟我的美国师父说：我还是希望你主导，或者派一位在这边长大的、更资深的美国律师来帮我做——“我感觉胜男还是个中国律师。”

吴律师：听到的时候我内心很委屈，而且这种委屈和压力短期内改变不了——我带着12年诉讼经验从国内过来，从零走到第一线做诉讼，你很难让客户短时间内接受“我都帮你拿到假扣押了”。师父说这是胜男完全独立做的，可是越强调，客户内心越不踏实。那个阶段我的选择是：既然短时间内没法解决，就接受客户的判断，继续做。而后面我自己独立开所之后，遇到了几乎一样的案子——它反而给我带来了更大的财富、更扎实的客户基础。

“不把原来的成就当光环”（00:22:00）

深海：这有点像李连杰从香港到北美：在亚洲已经是顶级男演员，到了美国还得做一辈子没做过的试镜，试完还有别的演员竞争。但做出成绩之后，美国人认数据、认结果。

吴律师：我觉得在美国很大的一个感触是：我庆幸自己换到国家之后，没有把原来的成就当作光环天天带着——那会让你再也装不进新的东西。留学的时候是这样，执业的时候也是：人家不了解这个行业，“你是管委会主任，So what？”你还是要把一切解释清楚。我能从比我平均小十岁的同学身上学到很多完全不一样的想法，那是你在熟悉的法律环境里很难得到的反馈。

深海：有位律师问你：你在国内已经那么成功了，为什么还要来这边艰难地开始？

吴律师：我本能的反应是反问他：你怎么定义成功？对我来说，成功是能在生命状态很好的时候，创造更多的可能性。就像周其仁教授说的，这个世界上难做的事情容易做成，因为做的人少。我现在回头看，好像很机灵地早早选定了这个赛道，很认真地静下心来——去年出了40多个庭、写了20多种不同类型的动议，这些都是做了多年管理之后想安排给年轻人做、而我自己一点点做回来的基本功。回头想，还是很骄傲的。然后在合适的时候，打造自己的律所，吸引这么资深的美国合伙人加入——我特别有信心能把它做好。

四、美国法律市场第一课：计费、证据开示与信用体系（00:24:50）

最先被颠覆的：按小时计费（00:24:50）

深海：中国律师进入美国市场，最先被颠覆的认知是什么？美国的诉讼逻辑跟中国最本质的区别在哪里？

吴律师：我觉得会是我们对法律服务本质的一种理解。对我来说颠覆最大的其实是收费方式——按小时计费（bill by hour）的系统让我意识到，我的报酬几乎全跟时间挂钩。国内很多案子像一门生意：谈好打包价。这跟程序节奏有关，国内的法律程序工作量相对可控；但在美国，你永远不知道对方会出什么招，不知道会遇到多少轮动议（motion）。这个案子你如果打包给我，你付100万美金我也不“稀罕”——也许它最后要花两三百万甚至更高。所以大家的思维就调整得比较客观：这个案子我预计投入多少小时、我的小时费率是多少，谈好了，你放保证金，我一点点去“赚”这个钱。你花了多少时间在这上面，你就能赚多少钱。

案源费（referral fee）必须向客户摊开（00:26:48）

吴律师：国内存在案源费（referral fee）文化：同行转介绍，做了信任背书，分一部分费用，大家默认接受。但在美国，原则上大家都按小时计费——如果推荐案源的人没有花合理的时间在案件上就拿走费用，加州律协（bar）是要处罚的，这是不道德（unethical）的。而且必须书面告知客户：他付的10万美金，胜男拿走了多少、深海老师拿走了多少，全部要摊开。这件事在国内是不能说开的，这边全部摊开。从这个角度，你会慢慢把律师的工作带回到“我到底做了多少”——是全丢给助理做（那是助理计他的时间），还是我在做？这是非常重要的颠覆，也是我们出海的律师群体和企业客户要慢慢适应的。国内同行的理念是“资源最贵”——这个案子100个律师里80个都能做，客户给谁？别人给我背书了，这本身就是价值。

深海：说白了有点层层外包的意思。

吴律师：但在美国，很多程序没有律师推是推不动的。国内一个简单的欠款案子，不找律师法官可能也判不错；在这边，没有律师，你连送达都不会弄，整个程序推不动，法官只是相对消极地推动程序的人。

证据开示（discovery）：美国诉讼的心脏（00:29:28）

深海：证据开示（discovery）具体是指什么？

吴律师：它字面的意思就是“发现”——你去寻找、搜集和发现证据的过程，这是美国整个诉讼程序最核心、也最烧钱的部分。美国的起诉门槛很低：美国不是一个“好诉”的国家，但你告很容易——你不服就可以去告，甚至可以不带证据先告，不知道对方名字，先告一个“无名氏”，再通过证据开示查出来是谁，更正诉状。这给了没有证据的人行使诉权的可能性，但代价是，discovery成为整个诉讼的重头：你要找对方要材料、让对方承认某些事情、让对方披露信息、给对方录口供——很多东西必须通过证据开示才拿得到。因为律师按小时收费，它就变得非常烧钱。

吴律师：录口供（deposition）有点像您现在拷问我：“胜男，你说一下你们当时怎么谈的合伙、是不是说过什么？”——像庭前的一次预演：大概知道会从我口中得到什么，从而判断要不要把我放到陪审团面前作证。如果我讲得漏洞很多，对方就会让我上证人席，让我在陪审团面前出丑，这个案子我可能就输了；如果听完得不到什么，对方可能就告诉客户这个证人不重要。这些判断都在录口供阶段完成。而光是录一天的口供，可能就要花一万多美金：律师费、翻译（华人背景客户需要口译员）、法院记录员（court reporter），最后还要订购纸质版逐字稿（transcript）——什么都是定制化，多一样就多收一份钱。很多客户烧不起这个钱。

深海：说到这个——我之前约一位美国华人律师访谈，他助理的会议提醒邮件，5小时前提醒一次、3小时前提醒一次、1小时前提醒一次，我都要疯了。那是程序上的礼貌，但事情能不能成、他心里怎么想，我get不到。

人讲的话比文件更重要：sponsor与reputation（00:32:00）

吴律师：在美国，很核心的一点是：人讲的话比文件更重要——跟中国我觉得是相反的。我们国内是白纸黑字签完了，狡辩没有用；但在美国，文件只是放在那里的呈现，必须有人verify、有人担保。很多东西都要有人“背书”（sponsor）才行得通，因此reputation（信誉）非常重要：想做法官、做任何事情，谁给你做推荐人很重要。这就回到为什么美国的教育和留学认可推荐信——一旦你的信誉出了问题，整个信用体系就会出大问题。

送达制度：为什么没人敢在这里撒谎（00:34:00）

吴律师：对我冲击最大的一个程序其实是美国的送达。国内打官司，法院的书记员给你打电话或寄EMS，告诉你被起诉了——送达是官方行为，才有权威性。在美国，送达你自己去送：原告可以请任何一个年满18周岁的第三方去送，甚至找一个双方共同的朋友都可以——只要不是自己亲自去（容易起冲突、也更容易撒谎）。我当时的疑问是：如果我骗法院呢？我没送到就说送到了？后来跟一位旁听时认识的法官聊，他说大家不会往这个方向去想——因为一旦对方律师指出送达有瑕疵，你要推倒重来：重新花律师费、重新花时间；而且当时谁给你出的送达宣誓书，这个人的信誉就坏了——他可以是普通人、你的好朋友，也可以是专门的送达服务公司，这个瑕疵会跟随他后面很多失信的记录。这是让我慢慢发现“人的口供在这个地方非常重要”的过程。在国内，大家不太喜欢讲口供，因为要面子、不想撕破脸去庭上指认；在美国，骗人是永远不能接受的——偷东西可能被理解为 homeless 走投无路，欺诈（fraud）一旦发生，后面很多行业你都进不去。

吴律师：还有一个相关制度是破产。国内个人不存在破产制度（除深圳试点），债务一辈子担着；在这边，个人还不起债可以申请破产，当然所有破产都有记录。所以这边的律师很少赌一把去收风险代理（contingency fee）——打着打着对方破产了，你拿不回来，白搭了那么多时间。

五、执业责任保险：美国律师的生死线（00:37:44）

国内“名义存在、分量很轻”（00:37:44）

深海：我看到资料里显示，您在美国需要定期交执业责任保险（malpractice insurance），这个在国内几乎没有听说过。

吴律师：对，这也是我来了之后发现非常不一样的地方——尤其现在我自己开律所，除了给自己买，还要给别人买，包括这次老外合伙人加入，我们都要把保险相关的确认好。国内律师职业保险虽然名义上存在，有些地方甚至强制律所投保，但它在整个职业生态中的分量很轻：一是律师被诉职业过失的概率本身就低；二是即便有纠纷，往往走律所内部投诉处理、律协行业调解协商，很少真正走到高额民事赔偿。

在美国：一个成熟的诉讼门类（00:39:01）

吴律师：美国不一样，本身就有一个非常成熟的产业，叫 legal malpractice——专门针对职业人士过错的诉讼。因为职业人士有保险，很多律师愿意打这种官司，甚至风险代理帮你打。标准对律师来说近乎苛刻。如果你在加州没有买保险，必须在签约时向客户书面披露——客户听到你没有保险，会觉得你在“裸奔执业”，本身就会影响业务。而美国商事诉讼、侵权类索赔动辄六位数、七位数，一旦因过失导致客户这个量级的损失，律师个人要独自承担的话，几乎就要申请破产了。我有一个案子，我们的对方律师——因为一个案子出了问题，正在申请个人破产，资不抵债。但破产后他还能继续做律师。保险在这个过程中会帮你请辩护律师、帮你和解谈判。

保险还调节你的职业领域：越专业，保费越可控（00:40:22）

吴律师：职业保险还有一个作用：调整你的职业领域。如果你移民也做、交通事故也做、商业诉讼也做、刑事也做，保费会非常高——因为不专注，每一类都可能做得不够好、容易被告。你越专业、越聚焦在一两类业务上，保费越可控。这也是美国律师专业化程度更高的一个制度性原因。当然诉讼类比移民类的保费高一些，因为对抗多、考验经验。信用就等于钱。

读法学院很贵：student loan 的压力（00:41:49）

吴律师：在美国做律师，前期成本也很高。国内过来的华人律师读LLM，学费加生活费一年下来可能要100多万人民币。美国本土读JD的学生基本都有学生贷款（student loan）——在政府部门工作10年以上可以免除。所以美国很多律师起步时很穷，一边执业一边还贷款，业务起来之后才慢慢好转。前期难是自己的难，成为律师之后拓展客户就是外界的难了——其实在哪儿都难，只是难的种类不一样。

六、中国企业在美国的五类高发纠纷（00:43:17）

客户画像：国际物流、货代与跨境供应链（00:43:17）

深海：您现在服务的客户是什么样的客户？他们有什么样的法律服务需求？

吴律师：我的业务板块非常清晰：核心是加州的商业诉讼和劳动争议，衍生出合同合规、款项催收等业务。我的客户高度集中在国际物流、货运代理（freight forwarding）和跨境供应链这条链上——从老客户开始：他们就是集中在这个链条上的，需求很具体，“胜男，能不能帮我处理这件事”，做多了我就成了这个领域的律师。我的观察是，老外律师处理这些案子时，效率和风格跟客户的匹配度有优化空间——这是我可以做好的部分。

第一类：员工起诉——工资工时与性骚扰（00:45:01）

吴律师：最近比较多的是被员工起诉。加州的劳工法非常严格，涉及工资工时（wage and hour）、待遇、被解雇是否违法解雇、性骚扰、休息时间与假期等——我主要代表被告企业，这一块有大量需求。

第二类：货物被美国海关扣了怎么办——先分清是哪一种“扣”（00:45:33）

吴律师：第二类，是货代客户的核心痛点。他们最大的目标是帮出口企业的货顺利到达美国，但最近海关政策越来越严格，货物被严查、扣押、扣留，需要进一步解释、补充文件，尤其是进口记录商（IOR，importer of record）的严格新规。这部分是我和一位专门做海关的律师一起帮客户完成的。

吴律师：处理CBP（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，U.S.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）扣货，最关键的第一步是先弄清楚是哪一种“扣”——很多老板把所有情况都叫“被扣了”，但不同的“扣”，救济途径完全不同：①查验（ACE系统显示hold）：货柜被拉去查验，一般几天到几周，费用由进口商承担；②CBP Form 28（CF-28）：要求补充价格、归类、原产地等信息，通常30天内回复；③CBP Form 29（CF-29）：要求补税或认定违规，通常20天内回应；④扣留（Detention，CBP Form 6051D）：对货物能否入境存疑，30天内未决定放行的，视为拒绝入境；⑤其他政府机构的hold：FDA（食品药品）、USDA（农业）、CPSC（消费品安全）等发出，按该机构程序处理；⑥UFLPA扣留：涉及强迫劳动推定的扣留通知，推定涉疆产品不得进口，一般30天内提交可入境证明，或申请退运。

吴律师：确认类型后的处理路径：调取ACE系统记录确认事实，再书面答复；在补税放行、退运、弃货之间做比较和决策；必要时向海关做主动披露（prior disclosure）；放货之后帮企业做合规复盘。同步两项配套工作：一是损失控制——仓储费（storage fee）、滞箱费（detention and demurrage），以及与船公司、码头的沟通；二是商业追偿，向责任方主张损失。企业配合CBP问话最常犯的四个错误：多人回复、说法前后矛盾；不知道或不肯说清楚谁是进口商；错过期限、不回邮件；觉得报关行就能搞定，不理解律师与报关行的区别。

第三类：物流费用催讨——到港不提货、物流费与拖车费（00:46:18）

吴律师：第三类：柜子到港之后没有提货、清关没做完，客户该付的物流费、拖车费没有付清楚，需要催讨。

第四类：海外仓纠纷——用工、租约与转租（00:46:18，与第三类同段展开）

吴律师：第四类是海外仓：因为有大量用工人员，会涉及劳工问题；也涉及跟房东之间的租赁纠纷——签约、退出，甚至转租、分租这些商业纠纷。

第五类：股东与合伙纠纷——控制权、账目与信任同时出问题

吴律师：第五类非常集中：华人跟华人合伙，或者在美国找到合作伙伴之后，散伙或利益分配时的股权合伙纠纷——控制权、账目、出资和信任同时出了问题，种类也挺细。涉及中美两地持股架构的，我会先确定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机制，再谈策略。

被起诉后最错误的第一反应：不应诉（00:47:18）

深海：中国企业在美国被起诉了，往往会出现哪些错误的反应？

吴律师：以前我觉得客户比较多的是“不理他了，反正他告我，让他自己慢慢来”——不应诉。但在美国的程序下，这相当于别人跟你打架，别人带保镖了，你没带保镖，你都没有去应战，你就直接会输：程序上可能被直接缺席裁判（default），后面会有更高的成本来面对。尤其是涉及到亚马逊账户被冻结、TRO临时禁令这类案子，国内客户觉得“反正我不过去了，我不解释”——但这时候你的钱就直接被扣住了。反过来，去应对，还可以在程序上得到更多权利的保护。

吴律师：第二类问题是使用律师时不太习惯小时计费。打官司这件事，如果有律师敢给你打包收费，我觉得你也不要找这样的律师——他可能不了解美国的程序，程序中有太多变数、太多不确定的时间，有经验的律师几乎不会这样做。有的客户（尤其国企或大企业，财务要做预算）希望固定下来，但还是要适应美国的诉讼文化：先付保证金到律所的信托账户（trust account），小案子可能付一万，每月发账单，这个月花了七千多就再付七千多，最后案子结束多退少补。只能做估算，很难做非常固定的flat fee预算。

七、中餐，还是美式中餐：美国专业、中国效率、申同温度（00:49:01）

一个比喻：服务中国客户，就像开在美国的中餐馆（00:49:01）

深海：我有个想法想跟您聊聊。在美国的中餐馆做的是适合美国人口味的中餐；但中国人来了想吃地道的中餐。对您来说——您又服务美国客户，又服务中国的老客户：中国的老客户跟您对接，您是按美国律师那一套标准来吗？

吴律师：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，我被您真正带到了中餐馆里——我有几个客户就是做餐饮的。先说餐饮：国内大的餐饮连锁出海过来，选项非常多。真正做得好，肯定要打开当地市场，不能只有中国人吃；而火锅、饺子这些其实已经帮中餐建立了认知，后面做麻辣烫，消费者会知道大概是哪个类型的东西，接受度会慢慢好。你要吃改良版，知道是哪几个品牌；要吃最地道的，也全都有。

吴律师：回到您真正的问题：律师也在适应——我是全按美国的方式来，还是把中国的一套搬过来，还是做结合？我的结论是做了结合，而且体现在很多维度上。最核心的一个结合，形成了我现在对自己团队和洛杉矶办公室的定位：美国专业，中国效率，申同温度。

美国专业：该吃美式的地方，必须吃美式（00:50:56）

吴律师：在美国打官司，拿中国的专业标准是行不通的。比如客户会说：discovery为什么要我给他提供资料？我不接受——“他告我，让他去举证啊”。这在中国可以，但在美国的体系里，双方都有义务配合取证；你不配合，对方就把你告到法官那里，像学生告状一样，法官会处罚你，给你制裁（sanction），罚律师、罚当事人。这一点上我绝对不会让客户“吃中餐”——我会告诉他：你必须这样吃，你只能选这个口味，不做的后果是什么。同时我自己也在适应：为什么合同都签得很清楚了，口供还更重要？制度不一样。而律师很重要的作用，就是强调客户必须按美国方式来的时候，告诉他为什么（WHY）——我知道你原来理解的标准是什么样子，因为我也从那个环境出来；在这边为什么不一样、不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，我用生活化的表达讲清楚，客户是能接受的。前提是律师自己得真的知道——很多不做一线诉讼的涉外律师，他自己也不知道discovery是什么。

中国效率：email works best，但微信群也要有（00:53:31）

吴律师：第二是响应速度。我以前不太用邮箱，觉得微信最高效；现在发自内心觉得 email works best——邮件一个都不会漏，记录一直保留，而微信消息多了会漏。所以主要的案件交流通过邮件；但我给所有重要客户建了微信群：紧急的事情、程序安排的通知发在群里，“我发了一份邮件请及时查收”，让客户有安全感。响应速度是华人律师做事情效率高的地方——不是说24小时响应把自己卷死，而是客户刚到一个新国家，你要对他更好一点。我们会简短地定期给客户汇报进展——美国律师有时候觉得案子按程序走就行，每月发账单，但中国客户比较难接受只收账单不知道进展。这一点上，中餐里最好吃的部分，我要放进来。

申同温度：让两个合伙人当场落泪的四方会议（00:56:28）

吴律师：第三个，是让事情有灵魂的东西。有一次合伙纠纷，两个股东，见面之前双方律师你来我往、互不相让。见面时我先讲了一个程序规则：在美国，任何一方的律师都不可以直接联系对方的当事人——你可能利用优势（take advantage of her）让他承认对他不利的东西，而他的律师不在场。这种程序上的风险防控，美国律师确实做得认真，生怕哪个词让你做出额外解释。但真正解决问题，我觉得我们东方那套智慧非常重要。

吴律师：两个合伙人交流时，动不动就是“我要问我的律师”。我跟对方律师说：我觉得我们四个应该一起开个会——他有什么问题当场问我，您的客户问您，我们及时回应，效率会很高；不然事情根本解决不了——他们整个公司在transition当中，员工也很焦虑。那场会上，我讲了我在国内的合伙经历：从几个人到200多号人，加上分所300人，最核心的是合伙人找对了；我在美国刚有一位合伙人加入，遇对了人很多事情就对了，我很珍惜合伙这种缘分，“你们两个也很互补”。我讲了很多话，他们两个哭了，当场把大方向定下来了——虽然合伙过程中的裂痕很难完全弥补，但确定了谁退出、怎么往前走。

吴律师：我可能少计了客户一些小时，少了一些没有太大意义的邮件往来，但问题解决了，我可以接新的案子，把时间花在更能帮人解决问题的案子上——打官司就是帮人解决问题。我国内的申同律师事务所有一种“幸福文化”：怎么把客户从纠纷中拽出来。这种文化对我影响非常大，我把它带到美国的诉讼和谈判中。程序很难颠覆，但在跟客户沟通、跟对方打交道的时候，在遵循规则的基础上，把东方解决问题的智慧揉进去——这让我在很多案子中非常受益。这就是：美国专业——该美式的只能吃美式；中国效率——让他们尝尝中国不一样的风味；申同温度——在规则基础上做结合。

八、在洛杉矶开律所：成本、合伙人与五年规划（01:01:08）

加州的成本账：一个人一年一百万人民币（01:01:08）

吴律师：最后聊聊 Shentong Law Corp——成立它、现在是什么阶段、未来五年的展望。成立的时候我认清楚一件事：在美国你很难马上租一层办公楼招一堆人，人工非常贵。加州律师的最低薪水约12万美金（人民币80多万），还要买职业保险、其他福利、办公设备、办公室——一个人至少100万人民币，而且还是一年级律师，不一定有我经验。所以我的规划是先自己干：前面不到三个月，我接了17个新案子，都是核心领域的业务，把这部分的认知打透，也认识到自己能做什么、局限在哪。什么时候该招人、招什么样的人，我想把所有事情摸透了再说。

从共同代理（co-counsel）到管理合伙人（managing partner）（01:02:53）

吴律师：直到跟我这位co-counsel合作的过程中，他对我很认可，我也非常需要他这样的人。Ted Wells 有11年诉讼经验，专门擅长商业诉讼和劳工——正好是国际物流、货代、供应链客户最需要的两个诉讼板块。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底气：比如录口供，我需要很有压力地做很多准备，他可以非常有经验地把对方问倒；上陪审团，我是没有经验的——很多案子最后要走到那一步，还是得找更厉害的人。对客户一定要诚实：你自己搞不定的事情不要给人搞砸，可以不赚钱，但不能把自己的信誉做坏。这是我们一直坚持的事情。所以我们互相认可之后，我给他发了正式的offer，并且把洛杉矶 Shentong Law Corp 最重要的位置——管理合伙人（managing partner）——交给他。在他的管理带领下，申同的专业标准就是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的标准；如果没有他或类似角色的人，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，可能还只是国内律所海外办事机构里一个比较有想法的作业律师。

吴律师：补充一点背景：co-counsel 在美国很常见，因为美国有非常多的独立执业者（solo practice）——大家都喜欢自由，我自己成立自己的律所，用自己的名字。遇到案子，因为职业保险或专业细分，需要跨律所合作，co-counsel就非常多。这里面最核心的一点是：要让客户知道你们两个是怎么分律师费的。如果介绍人不参与办案却拿走一半的钱，客户知道了不开心，第二这不道德（not ethical）。这边律师之间、律师和法官之间互相的referral和互动非常频繁——大家经常讲，客户可能是暂时的，同行之间永远打照面，世界不大，千万不要把自己reputation做坏。

法官朋友与职业流动（01:06:24）

吴律师：我在这边有几个非常好的法官朋友，尤其关系最好的两位是退休法官。他们说，你执业10年之后也可以考虑做法官——职业之间是自由流动的。如果不是州长任命，法官甚至要竞选：每6年一届，要有人帮你拉选票。投票的时候会看一个很重要的标准：你做律师的时候是不是个“混蛋”？是不是天天为难别人、折磨别人、不讲武德的律师？这些会伴随你整个法律共同体的职业生涯——又回到那句话：不要把reputation做坏，对客户如此，对同行也如此。

五年规划：30个人（01:08:34）

吴律师：下一个阶段，短时间内不会再增加合伙人——我和Ted搭档已经能覆盖客户绝大多数的业务，而合伙需要磨合，需要付出大量时间精力。国内的申同合伙人关系很好，是花了非常多时间经营出来的：家乡互访、一起经历，他们陪我买房看房、为我庆祝、去见我的父母——有点像生命的共同体。所以我对合伙人非常挑剔（picky）、非常选择（selective），不会盲目地“多招几个合伙人、租一整层楼”。我们两个的管理下，慢慢招助理、招操作律师，把管理事务解放出来之后，再去思考：怎么给华人企业在美诉讼、合规、做生意提供更大的帮助。五年内我们可能会做到30个人——从一个人，到三个月后的两个人，到五年后的30人，我觉得是可以实现的。Ted在账单（billing）上非常专业：怎么计费、各自要有什么样的客户基础、每个月怎么实现增长，他有非常清晰的规划。我们出去的账单长什么样、给客户的合同模板，都在他的帮助下变得非常规范——我心里很踏实，就可以更专注地去做我想给华人企业提供的“中国的部分”。

深海：回头看，在国内那么成功，干嘛要出来这么辛苦？

吴律师：因为在这儿我也注定成功。自信就是一路走来的这些经历，也跟心态有很大关系。我倒不是佛教徒，但很喜欢那个说法：人不能对有些东西太有执念——“我一定要证明给国内合伙人看”，反而会错失聚焦和专注力。我很享受事情本身：考加州bar的时候很享受，一次就过了。我不仅要做一名优秀的涉外律师，还可以做中美法律文化的桥梁，陪伴甚至领导更多出海的涉外律师，让他们在这边有更大的作为——这是非常骄傲的事情。

深海：所以你不是一个容易内耗的人？

吴律师：我觉得不是。回到第一个困难的时候，我本可以很内耗——“为什么我在美国找不到工作”，但内耗没有用，解决不了问题：先不浪费时间，从实务中学习；我喜欢诉讼，就跟法官学。你永远要看到那些让你闪闪发光、很有希望的东西，不要过于消耗。

锦旗与“准时付账单”（01:11:35）

深海：美国客户答谢律师，也送锦旗吗？

吴律师：好像只有中国送，主要是华人。在美国，客户对律师最大的认可，就是准时付他的账单。第二，比较有品牌的律所，会请客户给评价（review）、授权把客户名字放进宣传册——“吴律师提供了非常卓越的法律服务”。我在美国收到的唯一一面锦旗，是跟我的第一位师父一起收的，一位华人送的——我连刑事案件的庭都上过，只要能尝试的我都敢站在那儿。师父是台湾裔，四五岁就来美国，收到锦旗有点尴尬，但觉得很好玩，我还带着他拍了照。我们华人律师站在美国法官面前，有时候会怕——越怕越表现不好。我第一次上庭，从“Good morning, Your Honor. Shengnan Wu on behalf of...”每一个词都准备过——你必须永远准备充分（always well prepared）。

九、名片式收尾：我是谁、在哪、做什么（01:14:15）

深海：节目最后，希望吴律师用一段完整的表达，告诉我们这个节目未来的听众：你是谁、你在哪里、你在做什么、什么情况下应该来找你、怎么找到你。

吴律师：感谢大家的聆听。我是吴胜男律师，Shentong Law Corp（申同美国律师事务所）的创始人和执业律师，常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。我拥有12年以上的中美法律实务经验，是加州出庭律师，目前主要从事加州商业诉讼和劳动争议，尤其专注于国际物流、货运代理和跨境供应链领域，包括跨境企业商业纠纷、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（CBP）相关事务、物流及拖车服务合同与欠款追收、海外仓租赁纠纷，以及雇主面临的劳动诉讼。如果您或您的企业在美国与股东、合作伙伴或客户发生商业纠纷，遭遇员工索赔或劳动诉讼，或者货物在美国海关、港口及物流运输环节遇到问题，都可以联系我和我的团队。您可以访问申同美国律师事务所官方网站 www.shentonglawus.com，或者搜索“吴胜男律师”“Shentong Law Corp.”找到我。谢谢大家！

常见问题（FAQ）

问1：在洛杉矶想找讲中文的诉讼律师，怎么联系吴胜男律师？

答：吴胜男律师（Shengnan Wu，加州律师登记号 Bar #354522）是 Shentong Law Corp（申同美国律师事务所）创始人和执业律师，常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，加州出庭律师，拥有12年以上中美法律实务经验。可访问官网 www.shentonglawus.com，或搜索“吴胜男律师”“Shentong Law Corp”。

问2：货物被美国海关扣了怎么办？

答：第一步先分清是哪一种“扣”：查验（ACE显示hold）、CBP Form 28（通常30天内回复）、CBP Form 29（通常20天内回应）、扣留（6051D，30天内未决定放行视为拒绝入境）、其他机构hold（FDA/USDA/CPSC等）、UFLPA扣留（一般30天内提交可入境证明或申请退运）——不同类型的救济途径完全不同。确认类型后：调取ACE记录、书面答复，在补税放行/退运/弃货之间决策，必要时做主动披露（prior disclosure），并同步做损失控制（仓储费、滞箱费）与商业追偿。

问3：中国企业第一次在美国被起诉，最错误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

答：不应诉。不应诉会直接导致缺席判决（default judgment）；遇到TRO（临时限制令）和账户冻结（如跨境电商平台账户被冻），资金会被长期扣住，后续应对成本只会更高。正确做法是第一时间应诉、进入程序，主动应对反而可以在程序上得到更多权利的保护。

问4：美国诉讼律师怎么收费？什么是保证金？

答：原则上按小时计费（hourly rate），有经验的诉讼律师通常不做打包报价，因为美国诉讼变数太多。常规模式：先支付一笔保证金存入律所信托账户（trust account），律所按月开账单从保证金中扣除，案件结束多退少补。加州律协对信托账户监管极为严格。

问5：证据开示（discovery）是什么？为什么说它最烧钱？

答：证据开示是美国诉讼的核心环节：向对方调取材料、要求承认事实、披露信息、录口供（deposition）。美国起诉门槛很低（甚至可以先告“无名氏”再查明身份），但双方都有配合取证的义务，不配合会被法官处罚（sanction）。按小时计费叠加翻译、法院记录员、逐字稿等定制化成本，录一天口供综合费用可能上万美金，大量案件在此阶段权衡利弊后和解。

问6：中国企业在加州用工，最容易踩什么坑？

答：员工分类错误（misclassification）：为省成本把本应是W2雇员的员工按1099独立承包商发放报酬。加州虽实行随意雇佣（at-will employment）、解雇门槛低，但在职期间的工资标准、用餐休息时间（meal break）、性骚扰防控等红线极严——分类错误往往是高额赔偿诉讼的起点。

问7：请美国律师，案源费（referral fee）需要告诉客户吗？

答：必须。如果案件是同行介绍，介绍费的分配必须书面告知客户；不告知就分成，在加州属于不道德执业行为，会被律协处罚。客户有权知道每一笔费用的去向和对应的服务。